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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才50岁出头，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体变得很虚弱。母亲慢慢移步从办公楼出来后，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无轨电车站，等她上了车，我再骑上车赶到灯市西口车站接她，把她驮回首都剧场旁边报房胡同的家。在路上，我有意找一些话题和母亲聊一些过去的事情，舒缓白天沉闷压抑的气氛。我提到了毛主席表扬她的往事。母亲这才打开了那段尘封的记忆，那是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曾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无论美方是进行核恐吓，还是真正准备实施核攻击，都事关我战略全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一共设有七个司，母亲是其中之一的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的司长，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搜集、综合信息，分析国际形势和动向。母亲曾在1938年到1940年在太行山八路军总指挥部担任秘书，是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下属。加之，她又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经验，使她深知调查研究工作是“要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情报信息”的重要性。母亲通过研究各方面的情况意识到，取得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有关的情报是当务之急。她想到在抗战时期由她联系的同志此时正在欧洲，他们曾向她报告，他们与当地美军人员有交往，可以取得美军的内部文件。但是他们所接触的美军人员既不在美军的总部五角大楼，也不在驻欧美军的核心部位，如何从那些人那里取得对战略决策有价值的情报呢？母亲精心分析了情况，确定了万无一失可行的工作方案和目标。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和直接领导情报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在母亲的具体指导下，她在欧洲的战友成功地获取了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内部文件。文件包括战术核武器的打击范围和杀伤力，以及美军在使用战术核武器时如何自身防护等内容。这份文件的取得使我方对当时美国战术核武器可能对战争产生的影响有了比较准确明晰的了解。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评价这项工作的意义，他百忙之中在母亲的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1965年，也就是十多年后，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时，还对母亲赞许有加。母亲平淡地对我说，整件事情她不过是抓准了问题核心，灵活地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组织了非专业情报人员获取了重要的情报。实际工作是由一线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我问母亲：“获得这份文件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母亲说：“我们准确地了解了美方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它并不像外界渲染得那么大，只要我们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不是致命的，是可以承受的。”几十年后，我担任驻朝鲜大使，查阅了几篇美国学者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核外交的研究报告，知悉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从一开始就考虑使用核武器，之后又多次打算使用核武器。直到停战协议签署前，还不想放弃日后使用的可能。其中一篇报告的分析认为，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后，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计划使用核武器，而停战谈判在当年7月就达成了协议，作者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同中朝方慑于美国核武器有关。由此可见，虽然美国在朝鲜战争没有使用核武器，但还是很看重核武器的威慑力的。这位学者哪里知道，中方的最高决策层早已了解战术核武器的实际效果，根本不会在核威胁面前向美国屈服。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份战术性的情报文件对中央战略决策有着极其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凝聚了母亲的智慧和心血。在与母亲的交谈中我还得知，由于此事高度机密，而且外交部情报司只涉及公开情报的综合分析，它不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围。外交部除个别领导外，对此事几乎无人知晓。母亲也从未期望其他人知悉毛主席对她的表扬。40年过去了，我看到母亲当年对新闻司这份讲话记录中，她引用了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一句话“情报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东西能送到最高决策人手里”，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同志勤奋工作。我想，这也反映出了她内心对这句话的共鸣。...